推荐徐中:金融监管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不适应性突出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趋势的不相容性日益突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中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金融监管应该与激励相容。一方面,管理者的激励应该是兼容的,并达到三个目的。另一方面,目标要明确,发展与监督的矛盾要妥善处理。另一方面,应加强整体协调,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应建立有效的补偿和问责机制。合理的监事薪酬水平是监事有效履行职责的内在激励。

另一方面,监管政策与激励相容,解决了我国一些监管政策不尊重市场规律、不科学、不合理,导致市场主体激励混乱、政策效果矛盾的问题。

文章全文如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趋势的不相容性日益突出。

一方面,监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监管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实施。

监理与发展目标的冲突、监理部门“铁路警察一段一段”的界限不清、权责不平等、监理人员工资较低、问责机制缺失是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一些监管政策违反了市场规律,导致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混乱,难以考虑为实体经济服务和保持风险底线。

金融监管的激励相容应有两层含义。

一是监管者的激励是相容的。监事应当有明确的目标、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并建立有效的内部激励和外部约束。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金融管理部门要努力培养敬业、勇于监督、善于监督、严格问责的监督精神,形成风险未及时发现、风险未及时发现和处理的严重失职监督氛围”。

其次,监管政策和激励措施是相容的。

监管政策应有效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把握风险底线,在金融创新和风险防控之间取得平衡。

一是目标明确,处理好发展与监督的矛盾。

近年来,中国暴露出一些金融混乱和微观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之间的目标冲突是一个重要原因,监管机构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监督中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金融稳定评估指出,中国的金融动荡与监管和发展有很大关系。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发展与监管职能分离”的重要背景。

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尔姆斯特罗姆(Holmstrom)和他的合作者米尔格罗姆(Milgrom)在对多任务委托代理的分析中指出,当面临多任务目标时,代理人有权将所有努力投入到绩效易于观察的任务中,并减少或放弃在其他任务上的努力。

在金融监管领域,受监管与发展双重目标的启发,监管者自然会倾向于绩效易于观察的发展目标,而忽略质量不易观察的监管目标。

监管与监管实施的分离是缓解多目标冲突的重要安排。

Dewatripont和Tirole等人的研究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金融监管,指出由于监管者容易受到其他目标、政治压力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被监管所困,偏离了金融监管的目标,因此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应该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相匹配,即他们坚持监管目标的能力:独立性强、能够坚持监管目标的监管者可以被赋予更多的相机监管权力;然而,对于独立性差、易受其他目标、政治压力、利益集团等影响的监管者而言。,它们应该减少监管者的自由裁量权,而监管规则是外源性的。

这也是《巴塞尔协议》等国际监管规则的理论基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解除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机构起草重要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银行业和保险业基本制度的职责,有利于缓解发展目标与监管职能之间的矛盾。

此举将监管和执法分开。外源性监管降低了监管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避免了监管俘获,并使监管者能够专注于监管执行,从而防止监管者偏离其目标。

二是加强统筹协调,适应金融业综合治理的发展趋势。

在金融综合治理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基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分业监管制度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具体表现为“两跨境四套利”。

一是金融机构的跨境扩张。

跨行业投资政策标准不同,金融控股公司和实体企业缺乏融资监管。

第二,金融业务的跨境套利。

在分段监管体制下,功能监管和渗透监管缺失,同类金融产品监管标准不同。

第三,金融基础设施支离破碎。

各行业独立开发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注册结算等金融统计系统,数据标准不同,信息采集困难,杠杆率和整体金融风险基础不明确。

第四,金融稳定功能是分散的。

央行不参与日常监管,金融稳定功能简化为救助支付箱,存款保险难以实施,跨境机构和跨境业务风险管理的责任界限难以明确。

第五,金融消费者保护支离破碎。

跨境金融业务中的消费者保护是无效的。

第六,有限的监管资源支离破碎。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最近地方风险的频繁暴露,特别是最近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表明当前的监管框架存在不适合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制度性矛盾...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协调监管、有效监管、无系统性风险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正确认识全面财务管理的挑战。

综合管理是金融业发展的自发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实体经济需要日益全面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个性化的风险管理工具和便捷的支付和交易手段,这只能通过综合管理来满足。综合管理是金融业通过有效连接和整合各种金融市场和金融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同时,金融业综合经营优势的有效发挥取决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模式是否适合综合经营。

在国际实践中,金融业综合管理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和金融监管体系不断提高。只有金融业全面管理和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业竞争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各国也在不断改进适合本国国情的综合管理模式。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起草有关银行和保险的重要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的基本制度的职责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这是加强统筹协调,使监管体制适应全面管理的重要举措。

在综合经营趋势明显的背景下,金融风险的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传染和放大特征明显。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超出了单一领域监管当局的能力。以近年来普遍保险的快速发展为例,其资本链可能跨越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多个行业。从单一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所有监管机构都是合规的,风险是可控的,但从整体来看,其潜在风险可能已经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因此,从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的角度出发,央行负责制定重大金融监管规则,包括制定跨市场交叉金融产品的监管规则,实现渗透监管,统一同类产品的监管标准和规则,实施功能监管,进一步赋予人民银行必要的协调手段,发挥宏观审慎管理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整体作用,从而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维护金融稳定。

第三是有效的补偿和问责机制。

合理的监事薪酬水平是监事有效履行职责的内在激励。

监督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监督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监督人的专业水平与监督对象的比较。

在监理机构薪酬水平与市场差距过大的情况下,监理机构人才不断流失、监理专业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问责机制是监事有效履行职责的外部约束。

如果金融监管者不能完全承担监管失败造成的危机和风险暴露的成本,监管激励将会不足,监管努力将低于最佳水平。

即使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监管者也可能不遵守法律。

问责机制是基于监管失误惩罚监管者,强化监管激励。

例如,2001年澳大利亚HIH保险集团的倒闭,澳大利亚金融监督局(APRA)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监管失误,可能会受益于政治献金。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许多监督员被追究责任并被解雇。

近年来,我国一些监管政策不尊重市场规律,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突出,导致市场主体激励混乱,政策效果相反。

例如,为了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监管当局要求金融机构增加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便利,不仅要提高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还要防止和控制风险和不良资产的上升。

这三个要求显然违反了风险和回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同时满足。

在这种制约下,金融机构几乎没有动力向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

相当一部分被称为“低息”的小微企业信贷,只是以政策支持的名义将小微信贷作为渠道,资金实际流向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

为了真正加强对实体经济中薄弱环节如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有必要正确认识政府的边界。

政府的目标应该与政府实现目标的手段分开。它不应依靠行政指示和手段直接干预市场资源的配置。应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为小微企业服务。

例如,监管政策应尊重市场规则,允许风险溢价,并提高对小额信贷风险的容忍度。国有金融机构股东应完善相关评估机制,鼓励金融机构从事小微金融服务;财税政策应加大支持力度,弥补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风险,实现鼓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金融风险防控的有效平衡。

此外,金融监管应与时俱进。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基于科技创新的各种金融形式不断涌现,而金融监管相对滞后。

在坚持所有金融业务都应获得许可的同时,也有必要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有效监管,包括使用监管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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